昨日，微信的朋友圈里一个朋友分享了一组安格尔画，看着那些熟悉的画，想起来少女时代贴在我小屋墙上的它们，颇有些百感交集。记得我以前说过，我少女时代的床头只贴过一个明星，那是台湾五灯奖获得者”琵琶仙子“吕秀龄，其他时光里，贴在我床头的基本上都是名画和书法作品，兰亭和寒食，安格尔和齐白石，德加和黄胄，凡是到过我闺房的同学应该还能记得。

那时候，是母亲帮着我收集各种旧挂历的，目的只有一个，用来包我的书——课本以及买来的书，而那些没舍得用来包书的挂历，便是这些名画。古今中外的名画，知道作者和不知道画家的作品，只要我喜欢，就会剪下那些日历，只保留画，然后，贴在自己小房间里的墙上，有时候很混搭，母亲就会建议如何取舍，不知不觉，也学会如何在墙上布置。最后往往是一段时间只会贴一两幅画，呼应、对称，或者就是反差。

记得应该是初二的那时候，母亲带回来的印有安格尔画的挂历是双月的，只有六张，全是安格尔笔下的女子，可我一点也不爱那幅非常有名的《泉》，接受了太多中国传统思想的我，总觉得暴露过多，不够含蓄，整个画面的重心全在身体上，这是容易引起近色的诱惑，后来才知道，这是安格尔晚年作品，安格尔画出这样的作品让我有种很古怪的认识，直到读到了晚年的渡边淳一《天边红莲》和山田花袋的《棉被》，忽然明白这幅画里或许藏着安格尔的某些秘密，虽然现在我觉得安格尔当初那么认真的背后应该还有一丝调皮，但回想起来当年的判断，依然还是觉得我这个看法有道理，因为，后来我在不少真人拍摄的仿真写真集里得到了印证。

那六幅画，我一直贴在床头的是他画笔下的圣母——《百合圣母》，这让家访的老师差点以为我信了教，而贴在书桌对面的墙上，那一副宫廷贵妇《博罗日里公爵夫人》的画像算是救了我。实际上，当时我喜欢圣母脸上的那种笑意，又非常着迷那些宫廷贵妇的丝绸上的光泽，有时候触手那些光滑的平面，想象那些油彩的高低起伏，一直很想模仿那种丝绸上的光泽，却怎么也模仿不好，也许是因为当时舍不得那些好不容易得到的非硬板块的水彩颜料，或者是后来用的彩色铅笔色泽不够丰富，因为，那时候是见不到油画棒，更买不起油画颜料的。虽然有熟识的可以学习的老师，最终还是因为没有达到可表现的成就感而放弃了。

光阴流转，不久便开始渐渐爱上了他另外一幅画《路易斯·奥松维尔伯爵夫人》，这幅画我大概贴了半年，直到被新得到的拉斐尔的《草地上的圣母》代替。在那段不短的一段时光里， 路易斯·奥松维尔伯爵夫人的神情，总让我感觉到她似乎在凝视我，打算听我说话，但，当我想要开口的时候，反而是她的眼睛在跟我说话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时候，做完作业，或者读完书，不经意一回头，看见她的眼神，会有穿越时空的放松，常常会想到如果伸手是否可以触碰到路易斯·奥松维尔伯爵夫人的丝绸裙袂，听得见那种丝绸的摩擦声，想象路易斯·奥松维尔伯爵夫人这样子是在跟安格尔说什么。再后来，才知道，这竟然也是安格尔的晚年作品，今日再看，不觉莞尔，或许人到了晚年，总会发现更多细腻的情绪。

大概大学之后，才慢慢看见他的素描作品，发现他给帕格尼尼的素描像竟然栩栩如生，那时候在躲着图书馆里翻阅那些别的学生无法借阅的画册，想象他在巴黎与各种各样的艺术家们交流，想象他与肖邦的挚友德拉克罗瓦的那些艺术争执，想象那个潜藏在各种资料背后的，一个追求纯粹、雍容、华美、壮丽、辉煌的安格尔，感觉一个将色彩运用得极其纯熟的大师的心灵，最终让我决定以后只做欣赏者。

爱上安格尔的画，大概是让我后来等到有了机会和可能，就放肆地好好地玩了一段时间摄影的起因吧，因为艳丽的色彩和亮丽光影在他的手里就像相机里的一样鲜明。 不过，现在已经不那么确定了，毕竟当年摄影是我大学的专业课，考试科目呀。